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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封叶
法家思想是变态的思想，秉承法家思想的变态之间也不可能有真友谊，一般来说会以互害或者同归于尽的方式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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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为什么喜欢变态的韩非
韩非之死，说起来还是由秦王正读书引起的。
我们知道，秦王正的爸爸秦庄襄王子楚少年时就因不受父亲宠爱，被送到赵国当质子，《战国策》记载，子楚基本没受过什么教育，“不习于诵”，也就是连读书都读不成句。
中国的父母都是自己缺什么就拼命给孩子补什么，希望孩子不要重蹈自己覆辙，王家也不例外。所以秦王正从邯郸回到咸阳后，子楚对他的文化教育一直很上心，秦王正也因此养成了一样好习惯——爱读书。
当然作为君主，而且是有统一大志的秦王，他读书不是为了消遣，更不是为了练嘴皮子或做文章，而是为了学习如何治国理政、如何更好地驾驭臣民。
展开剩余92%秦王正十三年（前234年），可能因为截至此时秦军伐赵一直十分顺利，秦王正闲暇时间比较多，所以他又让人给他多找了一些政治方面的书籍文章，以供他学习阅读。就这样，几篇名为《孤愤》《五蠹（dù）》的传抄文章摆上了他的案头。他打开看了几眼，立即就被其文采尤其是内容深深吸引住了。
原来这《孤愤》描写的是权臣结党营私、把持朝政、蒙蔽主上、违法乱纪、危害国家，而“智术能法之士”虽然耿直忠诚、勇敢无畏，却因不能越过给权臣帮腔的诸侯、群臣、内侍、文士而备受冷落，只能孤独地发出愤懑的哀叹的政治景象。
文章指出，这就是君主对大臣和身边人过于倚重信任导致的恶果，到最后甚至会出现像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一样的权臣代主局面。作者的主旨显然是要警醒君王，劝告他们一定要抓住权柄、明察秋毫、任用“智术能法之士”、贬斥误国权臣。
而《五蠹》则分为两个部分：
文章第一部分通过描述上古、中古、近古之世的决然不同，推导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结论，并以“守株待兔”、徐偃王行仁义而亡国、世人往往畏威而不怀德等寓言、历史和现实故事，对儒家“法先王”“行仁义”的主张予以了嘲讽和抨击，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法治”思想，即“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法莫如一而固”；
文章第二部分痛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斥责言谈者（纵横家）在各国兜售合纵或连横不过是谋求私益，数落患御者（逃役者）和工商业者败坏社会风气影响耕战，因而要求把上述“五蠹”（五种蛀虫）彻底清除，并劝导君王善用权势、财富和权术以辅助法的实施，实现修明内政。
文章中还总结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国富兵强的目的。
了解了《孤愤》《五蠹》的内容，大家就该明白秦王正为什么如获至宝了。
秦始皇欣赏韩非的变态思想
我们应记得，秦王正少年继位后没有亲政，先是吕不韦掌握秦国军政事务，后来又出现嫪毐乱政，期间还有“备胎”弟弟长安君成蟜觊觎他的位子甚至发动叛乱，因此他内心一直有危机感。
在他看来，尤其那吕不韦和嫪毐就如同《孤愤》中说的权臣一样，在国外交结诸侯以自重，在国内收纳朝臣和内官做党羽，还豢养宾客文士为其捧场助威，最终把持朝政、违法乱纪，而自己就是那个被蒙蔽甚至被欺凌的主上。
所以他读揭批“权臣蔽主”现象的《孤愤》时，代入感极强，也非常希望能够获得文中那样的忠诚勇敢的“智术能法之士”的辅佐，帮他擦亮眼睛、杜绝新的权臣出现，牢牢抓住权柄。
当然抓牢权柄并不是最终目的，抓牢之后怎么治国才能进一步实现国富兵强，奠定统一天下的基础呢？在秦王正看来，这个问题正好由《五蠹》回答了，因为该篇文章完整透彻地阐明了“以法治国”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措施。
不过当时也有其他各家各派兜售自己的治国主张和具体措施，前相邦吕不韦还汲取各家精华用《吕氏春秋》一书阐述了自己的治国纲领，为什么秦王正都不欣赏，偏偏中意《五蠹》这样的极端类型的法家主张呢？这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一是秦国自商鞅变法后一直尊奉法家，已经形成传统。秦王正从邯郸回到咸阳后，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不可能不受到耳濡目染。
二是秦王正的自身性格与法家的主张比较契合。《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大梁人尉缭（顿弱）到秦国游说时秦王正对他很谦恭，两人相见用对等的礼节，衣装食物也相同，但尉缭却一度想离开，因为他发现秦王正“蜂准，长目，鸷鸟膺（鸡胸），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因此得出秦王正“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困顿时对人很谦卑，得志后也会轻易吞食别人）的结论，也就是认为他“平时越能忍，爆发也会越狠”。
我们想想当年为保国保命肯尝夫差粪便的勾践，击败吴国后是怎么对待曾饶他性命的吴王夫差的，又是怎么对待辅佐他成功的大夫文种、范蠡等人的，就明白了。
一句话来说，秦王正的性格和勾践、商鞅等人差不多，都是坚忍而又残忍、刻薄寡恩。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是因为性格首先决定了选择，选择导致了结果，最终才决定了命运。所以秦王正看了《五蠹》所代表的那种极端法家学说才会看对眼了。
秦王正越看《孤愤》《五蠹》越喜欢，一天他不禁捧着竹简感叹道：“唉！我要是能见到作者与他交游，就是死也甘心了啊！”显然秦王正以为文章的作者肯定是位已经过世的“古人”。
恰巧这时秦王正的新宠、廷尉李斯在旁边，于是他告诉秦王正，这些文章就是那个三年前曾来秦国的韩国公子韩非的作品。
当年韩非来咸阳劝说秦王正放弃攻韩的计划，并诱导秦人攻赵，秦王正与他话不投机，所以没有多搭理他。现在见识到了韩非深刻的“内涵”，秦王正不禁起了爱才之心，就想把他再次请到咸阳来。
韩非为什么这么变态
秦王正让韩非来干嘛呢？我们知道，秦王正已经把前相邦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提出的治国方略给否定了，但光“破”还不行，还得“立”，那他自然要拿出自己的施政蓝图。而要做好这件事，还有谁能比韩非更适合？
但是要请韩非，怎么请法？《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秦因急攻韩”，也就是说秦王正用猛攻韩国的方式来要人。当然这种说法应该是夸张了些，因为《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以及《六国年表》在这一年（秦王正十三年）都没有秦军出兵攻韩的记录。所以真实的历史上，秦王正可能也就是集结了兵力在秦韩边境上吓唬了一下韩人。
不过韩王安如惊弓之鸟，自然经不起秦人恐吓，他赶紧像上次那样，派韩非出使秦国进行外交活动，希望说服秦人不要攻韩。
与韩非想象的不一样，第二次来到咸阳，秦王正对他态度很热情，经常把他请过去，向他请教治国之道。韩非稍稍松了一口气，也就向秦王正阐述起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那韩非整体的思想和主张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介绍一下。
韩非不愧被后世公认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老师荀子的“性恶论”，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主张注重实效而非虚名，又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合到一起，提出以“法”为基础，以“术”“势”为辅翼，三者紧密结合的君主专制统治方略。
不过不仅《五蠹》这篇文章极端，韩非其它的极端表述和主张还有很多：他片面强调“矛盾”而否定“统一”，总是揭露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韩非子·六反》云：“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完全否认人性中的仁爱心、同情心，断定人人都是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君臣上下、父母子女时时刻刻都是互相算计利用的，因而秉持极端的功利观和实用主义，认为只有靠赏罚才能驱动人，并把一切看上去无用、尤其是对统治者无用的东西都看做是不应该存在的，比如他鄙视儒家的道德和学问，嘲讽墨家的科技探索。
他一门心思都在研究君主应如何在当时的社会中去巩固统治、富国强兵，主张绝对的君主独裁，意图让一切都为君主统治服务，信奉的是重农灭商、愚民禁学、严刑酷法。
他老师荀子“从道不从君”的观点他是绝对不认同的，什么“民本思想”他这也压根没有，他甚至公然表示“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反》），意思是危难时君主就应拿老百姓当炮灰，平时就该拿老百姓当苦力，赤裸裸地教君主把老百姓当“人矿”看待。
而君主在他眼中则是绝对不容侵犯的，比如孟子曾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支持打倒暴君，而他对此极为不满，公然声称“汤武以义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天下之乱术也”（《韩非子·忠孝》），意思就是说君主再坏臣下也不能去推翻，尊君抑民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句话总结，他的很多思想比商鞅还要可怕。
当然韩非本人其实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他的思想主张之所以这么偏激可怖，与他的出身和经历有极大关系。
首先，他本身就不像孟子、墨子、荀子等人那样是从平民中走出来的，而是韩国公子、统治者的一员（注意商鞅也是卫国公孙），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嘛。
韩非的观点站在官二代的立场上
屁民跟韩非共情不可理喻
其次，众所周知，韩国在战国“七雄”中几乎是垫底的弱国，战国末期它面对秦国的侵略逼迫更是毫无办法、危若累卵；而韩国的君臣却多数浑浑噩噩，导致政局混乱。
具有极强爱国心和忧患意识的韩国公子韩非多次上书劝谏韩王，却都如石沉大海。因此在十分愤懑、近乎绝望的韩非看来，重病只能下猛药，不能替统治者在最短时间内解决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问题的思想及做法都应统统滚一边去，否则等到人死国亡了，保守疗法毒副作用再小又有什么用？
所以韩非认为他的主张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他的逻辑就是国家要生存并富强首先要政治安定清明，政治安定清明的前提就是建立绝对君主制，君主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公共的利益。
可问题是，君主作恶怎么办呢？这个问题韩非却避而不谈。因此韩非极力主张的所谓“法治”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而是君主对臣民的“法治”，君主本身是制定法而不受法约束的，故而本质上仍是人治。
用韩非的方法虐杀韩非
能想象得到，对韩非的大部分东西，秦王正都十分倾心。这非常好理解，作为具有“雄心大志”的君主，他当然极端讨厌孟子这样主张“民本”、支持“打倒暴君”的家伙，而渴望建立绝对尊君、由君主控制一切的集权专制统治制度。
对韩非的一些具体措施秦王正也很欣赏。比如韩非主张选拔官吏要“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韩非还要求君王要深藏不露，不能让臣下轻易猜中自己心思，即“君无见（现）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所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等等。
有道是“惺惺相惜”，秦王正和韩非在帝王术上相谈甚欢。熟了之后，秦王正又进一步向韩非请教“统一之道”。不过谈到这里，敏锐的他发现韩非就不那么自然了，说的一些策略表面上是为秦国着想，实际上都是在暗中维护韩国。秦王正不禁有些失望，明白韩非恐怕是很难为自己所用了。
恰好就在此时，那个携带重金拆散了四国合纵联盟的姚贾结束了游说各国的旅程，回到咸阳向秦王正复命。秦王正很高兴，为了嘉奖姚贾成功孤立赵国、为秦国伐赵打造了有利国际环境的功劳，他大手一挥，赏给姚贾一千户人口的食邑。
可姚贾的成功，却让韩非内心五味杂陈。虽然他之前为了保护祖国，曾施展“嫁祸之计”，极力劝说秦王正把兵锋对准赵国，但他明白，一旦诸侯合纵失败，赵国灭亡，韩国也必定不能独存。因此他下定决心，要除去这个破坏诸侯合纵的说客姚贾，来拯救东方各国尤其是自己的祖国。
《战国策》记载，韩非借机对秦王正说：“姚贾此人出使各国，历时三年，各国与秦国的邦交不知道有没有得到巩固，但大王的珍珠重宝却被他挥霍一空。他这是在利用大王的权势和财富，经营自己与各国权贵的关系啊，希望大王好好查一查！何况姚贾这人低贱猥琐，是魏国看门人之子，曾在大梁做过盗贼，到赵国做臣子时因品行不端被人家赶走。跟这样的人一起治理国家，恐怕无法激励群臣吧？”
在这里，韩非首先污蔑姚贾假公济私，有经济问题和忠诚问题，接着又拿姚贾的出身和过往经历说事儿，在秦王正与姚贾之间挑拨离间的味道还是挺浓的，也与他文章中主张的“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自相矛盾。
另外多说一点的是，按《战国策》记载，这段话是韩非直接对秦王正说的，而且韩非还曾依据别人和自己的游说经验写过教人辩论之术的文章《说难》，所以韩非的口吃应该并不严重，或者是经过练习后好转了。
对西方史有了解的读者可能听说过，古希腊的德摩斯梯尼小时候就是口吃，经过后天刻苦训练后却成为著名的辩论家。当时韩非这样的人想从政，不可能不训练自己的游说、辩论能力。
秦王正听了韩非对姚贾的指责后，立即就把后者叫来质问。
姚贾能拆散四国合纵，他的嘴当然不是只会吃干饭的。他首先自辩说，如果自己对秦王的忠诚有问题，各国诸侯怎么敢信用一个不忠之人呢？
秦王正默然。
接下来姚贾又就自己的出身和经历做了辩护。他以史为例说，吕尚、管仲、百里奚等人都出身低微、有为世人所笑的地方，周文王、齐桓公、秦穆公用之却能称王称霸、建立功业，可见君王用人理应不问其短、只用其长。
秦王正听后也只得连连点头，说：“先生说得对。”随即，他仿佛明白了什么。
姚贾虽然顺利过关，但背上也不由得冒出细汗。事后他很快打听到是韩非在秦王正面前诋毁自己，自然恨得要死。这时李斯也因韩非的思想主张深得秦王正的欢心而生出浓浓的嫉妒心，害怕自己将失宠。所以李斯和姚贾在共同对付韩非一事上结成了联盟。
几天后，李斯和姚贾一同在秦王正面前说起韩非的坏话：“韩非是韩国的公子。现在大王要兼并天下，韩非这样的人肯定会心向韩国而不会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他在秦国呆了那么久，知道很多不该知道的事情。如果大王不任用他，就不能放他回国，否则将自遗祸患。不如找他个过错依法把他杀了。”
现在看来，李斯和姚贾两个人的最后一句话很有黑色幽默感，使我们能明白在秦国“依法杀人”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君主想杀人就自然能罗织到罪名，法家“法治”的本质暴露无遗。
再说秦王正，他虽然深爱韩非之才，但通过韩非诬告姚贾一事，他确定在秦国的统一大业中韩非不但不会帮助自己，反而会成为自己的敌人，于是立即显现出冷酷的一面，下令收捕韩非，把他关押在甘泉宫所在的云阳县（在今陕西淳化县西北）的监狱里，并让官吏加以审讯治罪。
李斯把同学韩非整到监狱中还不罢手，又命人给他送了一样礼物——一瓶毒药。韩非不甘心就这样去死，申请觐见秦王正当面自辩，但是秦王正却不肯见他。韩非绝望了，于是吞下了毒药。
这时已经到秦王正十四年（前233年）。太史公司马迁感叹，韩非虽然写了总结游说成败经验的《说难》一文，最后自己还是不免因游说失败而死。可见理论家和实干家真的隔着一条鸿沟。
不久，也许秦王正觉得还可以再争取韩非一下，就下令赦免他，但为时已晚。秦王正可能也知道韩非吃的毒药是李斯送的，但并没有怪罪李斯，因为他知道李斯是坚定支持自己进行统一大业的。
不过韩非人虽然不在了，但他的思想和主张却被秦王正、李斯以及后来的秦二世等人继承下来，构成秦国乃至秦朝的官方思想的基础。
变态的韩非让秦国更加变态了
秦朝灭亡后，法家和韩非的名声虽然臭了，无人敢公开提及，但历代的统治者戴着尊儒的帽子，骨子里还是靠韩非的那套“法”“势”“术”三位一体的做法来维持统治，所以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有“半部《韩非子》治天下”之说。
本文节选自唐封叶的新作《大秦帝国全史》，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综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发现，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轻松平实的语言，借助手绘重要战役与活动地图100余幅，客观公正地描述了秦人从部族发展为附庸政权、诸侯国，一直到统一天下并骤然覆亡的两千余年历史，一扫《大秦帝国》之类歪曲历史的小说带来的扭曲认知，既对秦人坚韧、务实等优秀品质和相关功绩予以肯定，又正本清源揭示了秦国的落后和秦政的残暴，大司马推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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